2年7轮融资 ofo和摩拜们的江湖

　　朱啸虎的回答是，“滴滴现在的想法像腾讯一样，要做开放森林。程维现在不想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，打造一个开放的生态体系很重要，这样才能做得更大。而且，自行车和汽车之间是有一些割裂的，自行车只能是一个侧翼的防护。”

　　外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，ofo和滴滴会打通吗?戴威说，“肯定会。就像滴滴接入微信，是一个道理，滴滴平台会增加一个ofo的模块，正在开发中。”

　　正是在滴滴投资ofo敲定之后，其他投资人开始迅速跟进，ofo的估值一下子从此前的1.5亿美元上涨到3亿美元。

　　9月，滴滴战略投资数千万美元被ofo称为C1轮融资，半个月后的10月10日，ofo又进行了C2轮融资，投资人阵容堪称豪华：美国对冲基金Coatue、小米、中信产业基金领投，经纬中国、元璟资本、金沙江创投等跟投。机构的体量都很大，而且意犹未尽。据称几家机构的高层打电话来问，“能不能再多投一点?”

　　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在资本狂热的2015年，ofo融资艰难;到了资本寒冬的2016年，ofo却在融资的道路上一路狂奔。在张严琪看来，“资本相当于催化剂，还需要本身的业务有造血的生命力。如果本身不具备造血能力或者商业模式不成立，资本很快就会看到事实。”

　　虎口夺食

　　去年10月，完成C轮融资后，ofo大规模扩展学校和城市，戴威发现，城市运营人员的压力太大了，他决定把合伙人全部下放到主要城市去。薛鼎被派到上海(摩拜的大本营)和摩拜死磕。

　　他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在摩拜总部对面租下一间办公室，“从北京总部出发的时候，确实是立了军令状的，因为上海太重要了。拿下上海的过程，就是虎口夺食。”

　　在校园，薛鼎的突破口是复旦大学，他用了一个月时间。“上海的推广一开始并不顺利，因为很多用户已经被摩拜教育过。”薛鼎只能耐心解释，“ofo已经创业两年了，是从北京来的，有很大的数据支撑。这是个复杂的过程。”

　　另一位联合创始人杨品杰被派到了武汉、广州。他印象最深的是，“特别像打仗，每天都在数据驱动下非常紧迫。虽然大家都是合伙人，但是开周会总结的时候完不成任务还是很尴尬。老戴(戴威)会翻着笔记说，你上周新增用户是多少，没有完成任务啊。”每个月几千块钱的工资，杨品杰基本都拿来请地推的兄弟们喝酒吃饭了。

　　当然，碰壁都是难免的。杨品杰回忆，“一开始我们介绍ofo的项目是北大的，发现人家根本不在意，干嘛要支持北大?后来，我们找到志愿者团队或者学生社团，以项目的形式推进学校。”他本以为武汉大学全是坡，不可能有人骑车，但最后发现，武汉大学学生用车很疯狂，校园里看不到停着的小黄车。小黄车坏了找到修车点之后，等20分钟修好再骑走。

　　张严琪说，ofo进城市的方式也不是一股脑冲进去，10月份在北京上地、上海杨浦区投了一点点车测试，这在商业上是非常稳健的做法。后来发现，数据增长非常好，ofo才开始正式进城。

　　从北京一路狂奔，如今小黄车已经遍布全国近40个城市。戴威的开城逻辑很简单，第一步先把省会城市开了，第二步选择哪个城市交给区域经理决定。这样的逻辑与当年的Uber中国相似，“三个人一座城”。

　　熟悉戴威的人都说，他对数字十分敏感。采访中，他对时间和数据的记忆准确到惊人。在ofo共享单车上线那天，戴威就算好了数学模型，虽然从学校逐步拓展到城市，但是基本的数学模型并未改变。在城市中多了押金这个新的变量，定价机制发生了变化，但并未影响核心元素。

　　从机械锁和智能锁、实心胎和空心胎，如今两家的产品形态在竞争中日益趋同。对此，张严琪认为，“在产品上确实是接近的，但模式相差很大。ofo是一个开放平台，车型会越来越多，来源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生产商。这个区别就像宝马做了一个APP可以打车，但只能叫来宝马，叫不了奥迪，但是Uber可以叫到几乎所有的车，甚至可以叫飞机游轮，这是本质的区别。”

　　国内的单车大战战局未定，战火已经蔓延到了海外。ofo启动出海，对于戴威来说，出海这件事从创业第一天就在脑子里。几年前，他在巴黎从凯旋门去埃菲尔铁塔，走路太远，想租公共自行车又用不了中国的信用卡。相似的状况发生在很多国家和城市。戴威最近看到了一份行业报告，全球70%的人会骑自行车，也就是50亿人，这是一个庞大的人群。这更加坚定了戴威国际化的野心，“以共享单车这件事来说，全球不可能有企业打得过我们，全世界80%的自行车是中国生产的，我们的成本优势特别大，还有很多排他的产能。”

　　“现在谈竞争还太早，是大战的前夜。”张严琪的判断是，3月份以后战斗的味道就要出来了，真正的大战在6月份以后。“到时候你会感觉到，硝烟四起。”

（编辑：宜春站长网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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